8月底，67岁的武大教授于丹结束在东北的野外调查后，顾不上回家，又一头钻进了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梁子湖国家站”）。天南地北探寻水生植物，四处奔波为湖泊“看病”，驻守梁子湖孤岛带队种草……四十载科研教学生涯，于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从水生植物研究到水生植被重建，从湖泊生态修复到水质净化研究，32年来，于丹教授带领团队以梁子湖治理为中国湖泊治理探寻路径，不断攻坚克难，革新湖泊治理方法。团队培养的100多名博士硕士，已成长为我国水生植物研究的中坚力量。
于丹与梁子湖结缘于1992年。当时，他作为武汉大学生物系第一个进站研究的博士后，开展“长江中下游湖泊群水生植被”研究。
“那时，国内几乎找不到水生植被恢复的参考书。”于丹说，在调查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等100多个湖泊后，他选择在物种多样性丰富和植被类型多的梁子湖建立水生植物野外研究基地。
创业伊始，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于丹和他的团队只能在湖上的牛沙咀孤岛搭帐篷。后来通过政府部门资助买下岛上渔民用石头搭建的小屋，才算有了安身之所。岛上蛇虫鼠蚁多，有时候正商讨工作，一条蛇忽然从屋顶掉下来；睡梦中，老鼠从枕边溜过；没有实验样本，下湖连根挖出水草；外出观测，扯一把干芦苇把馒头烤烤就是一顿饭；吃不上新鲜食物，自己开荒种地……这样的场景是家常便饭。
春去秋来，于丹团队与清冷做伴，与洪水抗争，或踏着没膝的淤泥，或在湖水里被淤泥、烂草、鱼腥包裹，他们成为村民们口中的“泥腿教授”和“水草研究生”。
靠着坚韧和信仰，他们的事业渐成气候。1996年，武汉大学批准建立武汉大学梁子湖野外生态站；1998年，鄂州市无偿划拨牛沙咀岛给武汉大学建立野外观测基地；1999年，武汉大学投入资金建设实验楼等基础设施；2005年，观测站获评为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为国内第一个以水生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国家野外站；2012年，团队所在的生态学学科被评为湖北省唯一的生态学一级重点学科。
如今，梁子湖国家站修建了1000多个各种规格的水泥实验池，配备了各种精密科研仪器和考察用的车船。长期定位监测梁子湖的生态环境，每日实时自动监测水质、大气和土壤因子；每月按时进行一次全湖调查和水陆交错区生态调查，已积累200余万条观测数据，为我国退化湖泊植物群落重建和生态修复等提供了基础理论探索和实践证据。
扎根梁子湖，并非死守梁子湖。于丹教授每年率队赴全国各地进行水生植物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亚，从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水体。
在新疆塔里木河身陷流沙，在湖北神农架摔下山沟，在辽宁大连遭遇车祸，一路艰辛。30多年来，于丹和他的团队采集水生植物标本40余万份；拍摄水生植物图片30万余张，收集水生植物种子7000余份，调查3万余个水生植物群落样方，发现了数百个新记录种；查清中国水生植物共106科404属1605种，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水生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梁子湖国家站的标本收藏室里，数十万份水生植物标本让人眼花缭乱。这里收集了中国水生植物全部种类标本，馆藏量占全国水生植物标本数的90%以上。利用这些标本展开分析，于丹分别提出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水生野生植物名录，被农业农村部采纳颁布。
面对梁子湖水体污染，于丹带领团队从水生植物研究，到水生植被重建、湖泊生态修复和水质净化研究，把“以草治湖”作为主要技术措施，尝试解决湖泊治理这个世界性难题。
他们在梁子湖中种植水生植物，在拆除围网养鱼的植被退化区大量播撒水生植物种子和休眠芽，人工扦插幼苗和枝条，重建水生植被20余万亩，恢复沉水植被12万亩、浮叶植被3万亩、挺水植被5万亩，使全湖植被覆盖率超过80%，水质整体保证二类水，局部达到一类水标准。梁子湖成为我国湖泊生态恢复的成功模式，2010年被纳入湖库生态安全管理技术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进行全国性示范推广。
总结梁子湖的治理经验，2007年，于丹教授提出了全国湖泊治理“抓紧治‘小病’，分期治‘重症’，保住‘生态本钱’”的新思路，得到了批示，启动了全国良好湖泊的保护项目，投入150亿元保护好了200多个轻污染湖泊。
近年来，于丹教授将梁子湖的经验和技术向全国推广，栽植水草、生态治污的“梁子湖模式”走出湖北，在全球享有盛誉。
2017年，团队受邀在云南洱海种植水草，仅用半年时间将洱海植被覆盖率从8%提升为13.5%，使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海菜花重现洱海。
2018年，团队受生态环境部指派赴湖南大通湖种草治污，经过三年生态修复使大通湖的水生植被覆盖率达到80%以上，由“水下荒漠”变为“水下森林”，让长江流域最后一个劣Ⅴ类湖泊甩掉“黑帽子”。
2019年，团队受邀对湖北枝江市八个湖泊进行生态治理，经过三年种草治污，八个湖泊水质都得到明显提升，其中五柳湖满湖水草，水质全年稳定在Ⅲ类，金湖成功通过国家湿地公园验收，并入选国家山水工程首批15个优秀典型案例之一。
此外，团队在苏州阳澄湖、鄂州曹家湖、宜昌玛瑙河、浙江长潭水库等水体成功重建了沉水植被。
灯火常在，行者不孤。于丹常说，湖泊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走的路还很长，一个人和一个团队的力量毕竟有限，中国的湖泊需要更多的治理人。
无论是野外调查还是在湖里种草，几十年来于丹总是坚持在一线，言传身教告诉学生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于老师每次做大湖调查，几米深的水，他总是第一个跳下去，反复浮潜。野外考察也总是在最前面开路。”梁子湖国家站2001届硕士毕业生、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徐新伟教授说。
如今，徐新伟、刘春花、王忠等于丹曾经的学生，都成为梁子湖国家站的教授，也有了自己的学生。从梁子湖国家站毕业的100多名博士硕士中，不少在国内外知名研究所或高校工作，10多人晋升为教授，成为水生植物研究的中坚力量，使中国在国际水生植物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这些年，于丹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几十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SCI论文近200篇。梁子湖国家站先后获得“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集体”“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中国生态文明奖”，并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也曾有学生不理解老师——于丹团队研发出多个填补国内外空白的水草种植技术，但他从未申请过一项专利。“做科研的人，头脑里就不能想着赚钱！”于丹说，这些成果，所有人都可以共享。
还有人问他，为什么多次婉拒学校和专家建议他申报院士。于丹笑着说：“首先自己的水平离院士有差距，另外梁子湖恢复需要我投入全部时间，申报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不如多种几棵水草，心里更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