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爆发的当下，当人们讨论“巴以和平”时，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和平是否仍有可能实现？怀揣这样的问题，我踏上了巴以之行。 我从以色列开始，由特拉维夫海岸走向约旦河的西岸，加沙则是难以抵达之地。如今，一切进入巴勒斯坦领土的“合法”方式，都需要通过以色列的关卡。这一点已经说明了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我拜访那些在寻找和平方案的来自两方的运动、组织与个人，目睹了他们当下的困境。随着行程和对话的深入，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和平”的版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冲突双方的差异小。他们没有就和平达成共识——什么样的和平、怎样实现和平、谁的和平——观点和立场针锋相对。 这是巴以冲突的复杂性：当人们尝试撇开眼前的冲突而急于实现消极和平（即武装冲突状态的结束），迎来的是浅薄和不牢靠的一次又一次被证明失败的进程。而当人们回顾和深究冲突本身时，则将面对莫衷一是的解读、无休止的彼此指责和攻讦。
“见鬼，导航又没用了。”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外，出租车司机对我说。这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症候：导航的消失。以色列时不时对GPS信号进行干扰，防止袭来导弹的精准定位。司机说：“你最好是准备一张纸质的地图。”“我们现在显示在哪儿？”我问。“黎巴嫩，贝鲁特机场。”他回答道。
只消一次飞行，以色列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行前，我删掉手机里所有阿拉伯朋友的联系方式。尤其是来自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伊朗等地的朋友。这些国家的联系和旅行史会在过以色列海关时招惹上麻烦。
我还删去含阿拉伯语的文件，退出了巴以议题的群聊，甚至检查了一遍有没有“西瓜”的表情符号。巴以冲突历史中，以色列数次禁止公开悬挂巴勒斯坦旗帜。《奥斯陆协议》签订后，该禁令一度暂停。2023年，以色列在控制区再次禁止公开展示。因此，同样具有黑、白、绿、红颜色的西瓜就成了巴勒斯坦抵抗的象征。
飞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群体占据了主体。他们说着各自的语言，俄语尤为突出。等到下飞机的一刻，他们默契地转为希伯来语。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及加沙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50万人离开了以色列，从海外移居以色列的犹太群体减少了一半（犹太人将移居到历史上的巴勒斯坦领土称为阿利亚，意为“上升”）。而就在2022年，因为另一场战争，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阿利亚，促成以色列23年以来净流入移民的纪录。
还有谁在这时候抵达以色列？下飞机的那一刻，以色列公民和非公民泾渭分明地走到各自的队伍。我借此看到战争期间抵达以色列的非犹太人：他们来自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瞥见他们手上的签证，和我一样，是仅限访问而不能在当地工作的B2签证。
这是一个显然的谎言。以色列的官方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战时的劳工短缺。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取消约12万巴勒斯坦人的跨境许可。这些人构成以色列农场的季节工和建筑项目的主要劳力。战争限制了两地的经济活动往来，近40万巴勒斯坦人失去工作，以色列则必须寻找地区以外的劳工添补空缺。我在之后乘公交车时，发现司机对路况的不了解：他向我摆摆手，告知自己也是刚拿到工作来到这里，只能按照电子导航显示停泊站点，无法为我指明方向。
过关的队伍没有丝毫移动，不知前方阿拉伯裔的家庭要被质询多久。“嘿，菲律宾人，过来！”不远处的贝塔以色列人，朝我和三个菲律宾女性招手。他明显把我当作集体务工中的一员。打开护照，看了一眼签证，指挥我们录入电子信息，挥手，把我们视作无威胁的存在，放出海关。受益于刻板印象，我省去了一个耗时的询问环节。
抵达特拉维夫市区是凌晨1点，特拉维夫的夜生活刚刚拉开序幕。海边的餐厅和酒吧人满为患。吊带、背心、比基尼、赤裸上身的夜跑人，特拉维夫没有一片多余的衣料。强烈的世俗感掩盖了战争的痕迹。20世纪初，抵达历史悠久的港口雅法的犹太移民，因为生活成本高，开发了这片邻近的不毛之地。现在，特拉维夫成了中东地区最昂贵的城市。老城区因集中了包豪斯风格的现代主义白色建筑，被称为“白城”。
单调的城市建筑中露出了战争的色彩。到处是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黄丝带代表呼吁解救人质的运动“带他们回家”（Bring Them Home Now）；公交车站和墙壁上有人质海报。扣押人质和失踪人口的亲友组织（The Hostage and Missing Families Forum）发起的“回家抗议”，已成为每周安息日特拉维夫夜生活的一部分。民众要求停火和解救人质的抗议就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总部门口的广场上进行。我随扛旗的人群往广场去，年迈的抗议者递给我一块板子。一面写着救救双方的儿童，另一面挂着拜登和布林肯的画像，希望他们能促成停火协议。我指着已经宣布退出2024总统大选的拜登问她：“指望他还有用吗？”她跟我说：“不然还指望谁，特朗普吗？”
解救人质和停火，这是少数可以团结起以色列境内和平阵营的议题。去年以来，大部分以色列的和平组织进入困扰和停滞的状态。
和平阵营的黄金时代是拉宾的第二任期，即《奥斯陆协议》前后。随着2009年内塔尼亚胡的回归、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加入执政联盟，以色列政治的集体右转，和平阵营的政治影响式微。目前加剧的冲突更是让呼吁对话和解的和平阵营不知所措。以色列右翼认为，和平阵营的姿态软弱而幼稚，民众渴望看到强硬回应和安全保障。
巴勒斯坦一方则认为，以色列以和平的名义让被占领的土地变成既成事实的领土。谈论和平已然是一种政治禁忌。2024年7月1日，以色列的和平机构相聚一堂，组织集会推动政治协商解决冲突，希望以“和平推动安全”的口号回应公众需求。《人类简史》的作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出席并发表致辞。但数千人的会议，主流媒体缺位，参与的议员寥寥无几。
“没有一家电视台转播。他们都被邀请，都说会来，结果一个影子都没有。”和平集会中活跃的组织之一“女性促进和平运动”（Women Wage Peace）国际部负责人纳马·巴拉克（Naama Barak）对我说，“我们在海外被广泛报道，国内的媒体反而沉默了。过去的20年都是如此，他们说这个活动没有新闻性，公众没有兴趣。”
“女性促进和平运动”是哈马斯袭击发生以来难得重新启动工作的和平组织。该组织创始于2014年的加沙战争（以色列称“保护边界”军事行动），强调女性在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中的角色，在以色列拥有超过5万名成员，是规模最大的草根和平组织之一。然而，该组织的创始人，74岁的维维安·西尔弗，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针对贝埃里基布兹（注：基布兹是以色列集体农庄）的袭击中遇害身亡。
令人唏嘘的是，贝埃里建立于1946年，靠近加沙地带，居民的政治立场偏左翼，平日和巴勒斯坦人的互动相对友好。这里有超过100名平民被杀，32名人质被扣押，还发生了以色列军方行动误伤平民的意外。反对和谈的声音把维维安的身亡作为坚实的证据：她正是被她要对话与共存的人杀害的，可见她对敌我毫无概念。
经过一段时间的迷茫和内部对话，“女性促进和平运动”决定重整旗鼓，继续行动。她们认为悲剧的发生正是因为她们所强调的对话没有实现。作为长期以来的非党派运动，她们改变非政治化立场，加入为人质家庭发声和反对政府现行政策的抗议中。
尽管2024年，“女性促进和平运动”和她们的姐妹组织、成立于2021年的巴勒斯坦女性和平组织“太阳之女”（Women of the Sun），共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但在两个组织联合起草的，将和平谈判和协商作为行动的重点的共同宣言中，唯一提到的联合国决议是安理会1325号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并不直接涉及巴以问题。
纳马谈到起草宣言时字字斟酌：“我们尽量避免使用争议性用词。比如‘占领’，我们组织中有定居者，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但是也相信共存的可能。如果用‘占领’，他们就要脱离我们，这需要我们和巴勒斯坦合作方耐心解释。”
现在，这样斟酌的空间不复存在。据以色列本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就和平”（Peace Now）估算，2024年以来，以色列政府宣布的“国有化”约旦河西岸占领领土达23平方公里，达到《奥斯陆协议》以来的历史最大面积，而这还不包括被定居者占领但尚未被以色列政府承认的领土。即便是团结以色列和平阵营的最小共识，在巴勒斯坦人的眼中也变得不可接受。
还有其他人在尝试另辟蹊径。与女性和平组织共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还有另一个组织：“生态和平”（Eco Peace）。“生态和平”1994年由以色列、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的环保主义者设立，在和平冲突研究的业内声名远扬，被认为是环境和平建设的前驱。他们试图另辟走向和平发展的路径：通过环境治理和绿色能源的合作，实现区域和平。比如以约旦河的共同治理，推动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政府机关和民间组织合作，缓解用水危机。如今，“生态和平”野心勃勃地计划利用约旦广袤的沙漠作为光伏发电基地，为三国提供再生能源，同时用以色列海水淡化技术提供水的供给，实现中东的“绿色蓝色计划”（Green Blue Deal）。
“当年实现了欧洲和平的起点是煤与钢，那么中东的区域一体化靠什么？水和能源。”基甸·布罗姆伯格（Gidon Bromberg）在“生态和平”以色列办公室主任的位上超过25个年头，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2022年以色列、约旦和阿联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7）上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以淡水换太阳能。“水是没有政治边界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是水的危机。以色列70%的饮用水靠海水淡化。加沙过去依赖海岸地下含水层，现在污染严重，地下水枯竭，如果不加干预，无论是哪个族群，以后都无法在加沙生活。而巴以未解决的议题中（注：《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巴以之间还未解决的问题包括领土、难民权、边界、耶路撒冷等），只有水资源是争议性最小的。”
跨境合作、生态保护、再生能源，这是一个听上去逻辑丝滑的叙事。然而，谁控制了黎凡特地区的水？以色列建国后，在“让沙漠繁荣”的口号下，引入约旦河地区的大量淡水，尤其是用于改造南部的尼格夫沙漠地带，这是造成淡水短缺和生态恶化的原因之一。以色列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控制了黎凡特地区最大的淡水湖加利利；1994年，通过和约旦的条约增加对耶尔穆克河（约旦河最大支流）的控制和开采。巴勒斯坦则被排挤在水资源的分配之外。再度审视以色列、约旦和阿联酋的合作会发现，阿联酋的公司建设光伏发电基地，电力输送以色列，却规定约旦不能使用光伏发电取代对以色列的能源进口。
力量对比不均衡的条件下，进行跨境资源分配，没有加强互相依赖、促进一体化，反而是强化了强势一方的既有地位。巴勒斯坦的青年活动家和学者马奈尔·沙奇（Manal Shqair），毫不客气地把这称作“绿色洗地”（Greenwashing）、“绿色殖民主义”（Green Colonialism）和“生态正常化”（Eco-normalisation）。正常化，在国际关系中形容关系走向国与国常态关系的中性词汇，在巴勒斯坦的语境中，特指以色列的占领和权力关系的常态化。
同样，水，也没法在巴以问题上躲过政治化的宿命。围绕它的是那个人们早已熟悉的循环争论：以色列强调自己的让利、妥协、责任，指责巴勒斯坦没有感激，没有诚意。而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是：你们以色列的权利从何而来？
在“生态和平”的办公室里，我还见到了一位巴以问题的元老，《奥斯陆协议》的设计师之一：亚伊尔·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博士。他今年80岁，精神矍铄，讲英文时操一口奥地利口音，喜欢开玩笑，偶尔使人摸不清意思。
1992年，在时任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尤西·贝林（Yossi Beilin）的默许下，赫希菲尔德前往伦敦与巴解组织的财政部长阿布·阿拉（Abu Ala）会面。即便在1986年以色列议会出台禁止国人和巴解组织的接触的法案后，双方仍保持秘密见面谈判，直至原则性的共识达成，这即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奥斯陆协议》。随着2000年戴维营谈判的破裂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奥斯陆进程以失败告终。两国方案逐步淡出视野，2020年达成的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就绕开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2021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针对中东学者的问卷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两国方案已不可能，近60%的受访者认为未来的现实是接近于隔离制的一国。直到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国际上出现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外交新趋势后，两国方案才被重新提上讨论议程。
赫希菲尔德从来都是两国方案的捍卫者：“渐进的两国方案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他服兵役时的亲身遭遇塑造了一生的政治立场。那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不久，赫希菲尔德驻扎加沙地带，“有一次，巴勒斯坦男孩走来，我把口袋里的糖果给他。他姐姐，最多大他两三岁吧，冲过来把糖夺走，扔在地上。我因此明白，占领不会是长久之计”。
赫希菲尔德正忙于起草“明日计划”，设想停火协议达成后，以色列如何协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管加沙，以迅速的经济重建作为解决冲突的方剂。哈马斯从加沙地带的退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众望所归的。至于如何实现停火，哈马斯如何退出，那是埃及、卡塔尔和美国政府斡旋进程所要考虑的事。
巴以历史上的谈判，都多少依赖过类似赫希菲尔德的秘密渠道，或是非政府代表组成的二轨外交（注：相对于政府直接接触的一轨外交）。官方的对话难以取得进展时，需要灵活的空间，对可能的谈判领域进行试探。
为了接触巴以谈判幕后的奔走者，我开始在城市间穿梭，寻找那些曾经或者仍然在扮演信使角色的人。最近一次和哈马斯接触的“非官方谈判代表”是巴斯金（Gershon Baskin）博士。2006年，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在哈马斯突袭中被俘。巴斯金开启了和哈马斯对话的渠道，将沙利特的手信带回了国内。通过5年的协商，2011年，以色列释放超1000名羁押的巴勒斯坦人，换回沙利特。借此，巴斯金和哈马斯温和派代表加齐·哈马德（Ghazi Hamad）建立起长期的谈判渠道。
包括巴斯金在内的二轨外交的活跃参与者，普遍对草根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和实际影响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如果巴方真想要和平，就要在学校“教育和平和共存”。可他的巴勒斯坦朋友对此的反应是：“这是近乎让我们脱光衣服裸奔的羞辱。”两国的民众都有严重的心理创伤，因此全然依靠公众情感和意志，不足以“务实地解决以巴问题”。比起自下而上的方法，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打通上层渠道。
过去，这似乎是可行的办法。相比其他国家，以色列有一点特殊：其军方和情报机构是相对务实的主和派，而代表宗教保守力量的右翼势力是强硬派。前国防部长、民族团结党领导人本尼·甘茨（Benny Gantz），因内塔尼亚胡政府没有针对战后加沙的方案，退出战时内阁，现任的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公开反对以色列战后对于加沙的占领。而负责和哈马斯接触、进行停火谈判的以方代表是情报机构摩萨德的负责人大卫·巴尔尼亚（David Barnea）。
历史上，与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接触和谈中，以色列军方和情报机构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长期和“敌对力量”打交道，形成相对务实的立场，认为军事占领无法解决冲突。而斗争经验则使其不至于被指责是对敌方妥协。同时，他们掌握的秘密沟通渠道，能够获得以色列领导者的信任，不至过早地让谈判过程进入政党政治或是大众舆情。于是，巴以的冲突与和平中，形成了看似矛盾的一幕：军方和摩萨德，一方面不断对于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进行暗杀和轰炸，另一方面又主张和这些力量进行沟通和协商。
以摩萨德的前官员和负责人埃夫莱姆·哈勒维（Efraim Halevy）为例，在长达40多年的工作期间，他参与缔造了1994年的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又是1997年在约旦刺杀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Khaled Mashal）行动的负责人之一。刺杀行动失败导致以约关系紧张后，又是他通过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世的私人关系，进行接触和解决危机。退休后，他是罕见的公开支持伊朗核问题协定的高层官员，呼吁以色列和伊朗进行直接谈判。
如今的摩萨德和军方，试图以成功的军事行动，换取他们和谈方案的分量。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前国防部人士说：“10月7日以后，大家责怪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机构，认为是他们的失职导致了袭击的发生。现在，他们只有在行动上获胜，尤其是除掉哈马斯的高层（注：这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被刺杀前的一个月），才能挽回自己的名声，推进关于和谈的进程。”
但在巴斯金那里，我听到了不同的说法。因哈马德公开为10月7日的事件辩护，巴斯金和他的沟通渠道在2023年一度中断，之后恢复。我拜访巴斯金的时候，他电话不断，以色列电视台的团队正在他的客厅搭设采访设备。当我和巴斯金好不容易在厨房里坐定时，听到的第一句线月，以色列政府下令关闭了我的渠道。他们专程让我去了一趟特拉维夫，当面告诉了我这个决定。”巴斯金进一步解释：“他们关闭渠道，是因为他们不想达成和平协议，认为任何与哈马斯的协议都是满足了它的要求。”
抵达耶路撒冷时，我被告知这里也有一场抗议在进行。我以为是议会周边针对政府的抗议。然而记者朋友说：“并非如此，这是极端正统派哈雷迪教徒反对征兵的抗议。”
哈雷迪派是犹太教正统派的保守教徒，青少年时期进入宗教学校研读犹太教经典，早婚早育，家中养育的孩子普遍超过10个，丈夫不工作，全家依靠政府救济或是女性打工的酬劳生活。他们抵触现代科技、互联网、智能手机。哈雷迪派使用的手机是有限制功能的“符合教规”（Kosher）的特别版本。
因为较高的生育率，哈雷迪派的人口在以色列逐年上升。1948年，哈雷迪派在以色列的人口占比约为1%。到了2022年，这一占比超过了13%，总人数达128万。人口的变化转化为政治力量，议会中极端正统派政党“沙斯党”和“联合妥拉犹太教”成为内塔尼亚胡执政的拉拢对象，直接推动了以色列政坛的右转。
以色列建国时，总理本-古里安（Ben-Gurion）允许极端正统派学生免服兵役，那时候符合这一条件的约为400人。现在的人口结构变化条件下，约有7万符合征兵条件的哈雷迪派，仍然借此规定在战争状况下逃避兵役。极端正统派政党希望通过延长兵役的时间来缓解兵力不足。世俗派和军方则认为，各个社会阶层必须同等为国家效力。耶路撒冷的抗议正是哈雷迪派组织的拒绝从军的运动。
耶路撒冷褪去了海岸边的世俗气息。各派宗教的共处之室，最为直观的体现是衣物变多，露出的头发和肌肤变少。炙热的天气下，哈雷迪派的男性身着白衬衣、黑西装，戴黑毡帽。哈雷迪派的女性戴头巾，更保守的穿全身的黑色罩袍。的头巾自然不用说，男性至少是长裤。我的短裤短袖显得格格不入。轻轨上，我无意间坐到哈雷迪女士的对面后，她立即换了位置，继续翻阅默念手上的《妥拉》〔注：《旧约》的首五卷（犹太人不称旧约），犹太教称为摩西律法或《摩西五经》〕。载着哈雷迪派、、天主教修女、科普特教会牧师的车厢，缓缓地从西向东驶去。窗外，东耶路撒冷的老城区和大马士革门还保留着阿拉伯风格。有两三层楼那么高的巨幅以色列国旗，覆盖在西耶路撒冷的市政建筑上，像一道瀑布倾泻下来。
寥寥无几的游客让耶路撒冷老城变得适宜慢走、驻足观察。我时不时经过以色列士兵的哨卡。自1967年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以来，政府鼓励犹太居民的回迁，以各种方式挤走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犹太居民可能拿出1948年前的地契，证明他们才是某地的拥有者，很快得到法院的支持和军警的协助，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去。然而，要是巴勒斯坦人拿出自己在以色列领土上的地契，则毫无意义。
多数旅游相关的店铺大门紧锁，穿过市集，能找到在区的拉米·纳布卢斯（Rami Nablusi）的小店。他比新闻报道中的照片更显消瘦，衣服破烂不堪。要是路上碰到，指不定会以为他是一名流浪汉。拉米的小店因收藏巴勒斯坦的旧物享有名气，尤其是1948年前巴勒斯坦地区的钱币。拉米说起话来喋喋不休，一刻都不停下，我还没看完他手中的耶路撒冷地图，他又翻开了收藏的邮票。
拉米向我展示了一本书，里面提到1904年海法建成的火车站，他又拿出了当年的火车票、车站的老照片。“现在，年轻人要事实，我就把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以色列人说他们来之前，这里是无人之地，我就给他们看巴勒斯坦的铁路、工厂、产业。”他一边说，一边又翻开泛黄的杂志，“你看！3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有轮胎厂了。”
待我们出门的时候，巷子里骑自行车穿行的小孩都集中到了一边，向以色列的军人张望。一位阿拉伯妇女正跟士兵们理论着。“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又是拆迁了吗？”拉米走出来。当我试图穿过这条巷子时，士兵拦住了我，他用英文说：“此路不通，你换一条路走。”
耶路撒冷的和平活动家、中东和平联盟（Alliance for Middle East Peace）的区域负责人尼维恩·萨多卡（Nivine Sandouka）听了我的这段经历，耸耸肩说：“你是游客，他们又不会对你怎么样。”她说，作为生在耶路撒冷、在西岸上学的巴勒斯坦女性，她曾经数次面对脱衣搜查的命令。“到了后来，我不得不说我怀孕了，才不用再脱。”
她从我的经历中看到的是另一个典型问题。作为巴以双方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和对方正常交流的机会。一个以色列人，第一次遇见巴勒斯坦人可能是在成年服兵役时；而巴勒斯坦人，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印象——而且是可能唯一的印象——就是他们身穿军服、手上拿枪的样子。现在从事和平运动的人，多是在某些特殊意外的场合，和对方认识了，才发现原来他们不是恶魔，也是人。
“欧美的组织每年组织会议，让双方的青年人接触见面，但数量上微不足道。”中东和平联盟是一个平台，聚集了超过160家致力于巴以和平进程的机构，在欧洲、美国设有办公室，进行政策倡导和筹资。尼维恩首先谈到的是钱的问题。她以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作比较，国际社会当年的资助达到人均40美元，巴以和平进程目前人均不到3美元。她认为，如果和平建设项目覆盖的人口基数足够大，即便和平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有意外发生，公众意志也能保证其重归正轨。
钱不是唯一的问题。取消过境许可后，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无法进入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开展交流活动只能在海外举办。谈论和平变得艰难。身为巴勒斯坦人，更不希望因为推动和平进程被视作叛徒。对话的艰难，意味着停火协议即便达成，也难以作为持久的解决方案。
民众和解对话之前，还有一个目前困扰巴以双方的问题：如何理解自己的国家？在以色列，政治波动和战争造成了身份上的危机：怎么处理占领领土的行径和自诩民主国家的矛盾？随着宗教势力的兴起，他们未来是锡安主义、世俗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正统？以色列的国家建设进入重新定位的阶段。只有在完成内部身份的转变和定型后，才能以新的目标和愿景进入到双边的对话中。
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分裂和隔阂本就严重，又因巴以冲突和以色列的控制占领变得复杂。这不单单是加沙和西岸，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对立，还需要考虑1948年留在以色列境内并且成为其公民的巴勒斯坦裔，巴勒斯坦领土内1948年以来形成的难民营社区，1967年以来生活在以色列占领区的人口，以及目前生活在加沙、西岸和海外的巴勒斯坦群体。他们的立场因各自处境而形成差异。比如生活在以色列的“48一代”的后人，和平时期是沟通的桥梁，战争时期则是双方提防和猜忌的对象。
尼维恩属于1967年后生活在以色列控制下的东耶路撒冷人。他们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对哈马斯也没什么好感。他们的祖辈对犹太人、基督徒和共同生活在耶路撒冷的时期还有所记忆，但是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成长中伴随的是大起义和以色列统治的强化。我偶然得知，她的巴勒斯坦同事已经获批了以色列国籍。以色列法律规定在戈兰高地和东耶路撒冷生活的阿拉伯人可以申请以色列国籍。尼维恩开玩笑说这是背叛，继而向我郑重说明，在东耶路撒冷，这不再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决定。大家似乎都能理解，拥有以色列护照，不代表对其占领的认同，更多是换取一个本该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国际流动自由。
既然到了耶路撒冷，我没理由不去看看巴以冲突聚焦的宗教圣地。除了朝觐的信徒，老城近乎没有外来游人。我在指示牌上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抵抗”：指向圣殿山的希伯来语被涂掉，写明是阿克萨寺的阿拉伯语得以保留。留有西墙的圣殿山是犹太人认为的第二圣殿的遗址，而山上的岩石圆顶被认为是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场所，也是信仰中夜行登霄见到的地方。它是圣城中的神圣之地。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数次冲突起于阿克萨寺。以色列的右翼政客代表、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便是通过造访阿克萨寺彰显立场、激化冲突。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也是以保卫寺为名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经过安检，我先抵达西墙，手上捏着准备塞入西墙内的许愿纸。因为没有其他游客，我穿过祈祷的信徒，惴惴不安地排在前面默念经文的人身后，等待靠近墙体的机会。抬头时，我看到了通往阿克萨寺的路。那是一条单独搭建起的木梯，凌空跨过西墙。
踏上梯子通道时，一旁的德国记者抱怨说对外开放的时间不定，导致她数次扑空。以色列政府目前只允许55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在出示规定的许可证后，进入阿克萨寺的地界。纪念夜行登霄的岩石圆顶，周身铺满精美的彩釉砖，金顶反射阳光。是耶路撒冷照片中的标志性建筑。顺阶而下，对面是外表质朴的阿克萨清线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后，阿克萨寺地界仍然交给约旦主导的宗教基金管理，负责宗教事务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注：教教职，教教法说明官）则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任命。
过去的10年间，以色列官方打破不进入和不干涉阿克萨清线年，以色列首次关闭进入寺的通道，警察驱散聚集礼拜的人群。2021年的巴以危机，以色列警方在开斋节冲击阿克萨寺，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受伤。2022年和2023年的斋戒月时，以色列警方和巴勒斯坦人接连在寺的地界上发生冲突。不断扬言要“重返”圣殿山的犹太群体（注：1969年来自澳大利亚的极端分子，曾纵火焚烧阿克萨寺），激起巴勒斯坦群众聚集保卫阿克萨，最终警察闯入清场，造成人员伤亡。哈马斯和发射火箭弹声援，以色列以军事打击回应。这是宗教地点和循环往复的冲突之间的链条。
如果宗教是巴以冲突的根因之一，那么和平的出路也要指向宗教和解。拉比迈克尔·梅尔基奥（Michael Melchior）是宗教对话的犹太教代表人物。上世纪50年代，他出生于丹麦，1986年全家搬至耶路撒冷，90年代从政，进入犹太民主国党（Meimad），与政党工党联盟。犹太民主国党发轫于温和的宗教运动，力图在宗教锡安主义的前提下，推动与巴勒斯坦的和平共存。梅尔基奥曾担任议员与社会侨民事务部部长（注：现已改名为侨民事务和抗击反犹主义部）。2012年退出政坛后，他继续宗教领域的工作，这包括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领袖集聚一堂的亚历山大进程（Alexandria Process）、致力社区层面冲突调解的组织“马赛克”（Mosaic）。
我们见面时，梅尔基奥刚结束在美国的会议，落地以色列不到两个小时。还没有听完我的行程介绍，他便打断了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见这些不重要的人呢。我追问谁是重要的人。他以打量晚辈的教导性眼光看着我说：“我从来不和温和派打交道，我只和我不同意的激进派打交道。如果你要改变国家和社会，你就要和这些难以对话的人交流。不然你就只是和立场相近的人绕圈子。”
梅尔基奥设立的调解项目不仅在以色列境内，也覆盖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宗教领袖的影响，在社区层面预防暴力冲突的发生和激化。政治和平进程的受阻和失败，在他看来，是其世俗化的本质决定的。“《奥斯陆协议》和其他和平进程的失败，说到底是因为那都是世俗化、左翼、自由派和西方式的和平。无论本意多好，它太有限了。宗教势力都把它看作是对自己身份的威胁，所以他们要反对，要抗争。我们的工作为什么相对成功？是因为宗教群体的支持。”
当我问及以色列宗教保守势力的兴起和社会的分裂极化时，梅尔基奥把这样的结论归为草率和夸张。9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愈加极化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如今的挑战是社交媒体的介入：“20年前，要有100个犹太人喊些对不敬的话，也没多少人知道；现在呢，即便是20个人喊了，可能3000万人在网上看到了，他们就不会以为是20个人，而是2万或20万人这么做了。”送我出门的时候，梅尔基奥不忘再强调一遍，和平的工作不是去瑞士开会，不是去说空话，而是追问你自己做的事，有没有改变哪怕是一个人的生命。
耶路撒冷不止有和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我还见到了路德教会主教穆尼布·尤南（Munib A. Younan）。他和拉比梅尔基奥是同代人，1950年生于耶路撒冷，父母皆是1948年战争中流亡的难民。这一点让他在保卫巴勒斯坦权利和两国方案上的立场坚定。在芬兰赫尔辛基完成神学的教育后，他返回巴勒斯坦，长期活跃在地区的宗教机构委员会中，2010年成为路德宗世界联盟的主席，和罗马天主教会签订共同声明，达成历史性的和解。
但在巴以地区，和解要复杂得多。尤南面对的现实是：20世纪初，约有7万巴勒斯坦基督徒生活在该地区，占耶路撒冷人口的20%。现在比例不到2%，居住在老城中的基督徒甚至不足2000人。阿拉伯裔的基督徒是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宗教群体。有移民机会的基督徒中已有不少人搬离了他们世代生活的故土。
尤南谈到基督徒的移民时愤愤不平，将其归为以色列的占领，尤其是近年对亚美尼亚区和东正教区的蚕食，耶路撒冷老城走向“犹太化”。而以色列控制的新方法是直接对教会的管控和打压。以色列政府先从用水发难。奥斯曼帝国时期开始，作为基督教圣地的圣墓教堂都是免费用水。2012年，以色列的自来水公司拿出200多万美元的欠款单，教会因拒绝支付被冻结银行账户，险些以关闭圣墓教堂作为回应。2024年，以方又要求对教堂地产进行征税，引起基督教组织的一致抗议，认为这是对约定俗成的传统的侵犯。
捍卫教会的活动给尤南主教上了一堂地缘政治的课。“你知道是谁最后干预，调和以色列政府和教会之间的矛盾吗？是普京。东正教把他视作是保护神，内塔尼亚胡不怕美国总统，但是怕普京。我明白这其中的复杂性，但这是权力均势的博弈。我们现在作为边缘的巴勒斯坦人，需要任何我们可以获得的支持。所以，即便是宗教问题，在这块土地上也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
和梅尔基奥不同，在尤南看来，冲突的本质，不该被理解为是双方宗教或是族群身份的冲突。尤南主教对比了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以色列人质，和21000个被国际媒体遗忘在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犯人，以及他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他说，这不是身份问题，这里面核心问题是正义和人性的问题。“没有战争是可以披上宗教的外衣而称之为神圣正义的，战争没有神圣可言……把人变成数字，或者把人不当作是平等个体，这是人性的丧失。”
但在巴以，讨论平等、普遍的人性是困难的。尤南主教举出他前不久的经历：在日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他和以色列拉比关于人权议题的对话进行得坦诚和顺利，以色列的政府行为在宗教教义上得不到支持。但是回到这里，即便是同样的人，类似的对话也无法继续了。战争还在继续，轰炸还在继续，伤亡还在继续时，是没法谈谅解和宽容的。
艰难时刻中，仍然坚持谈论宽容的例外人物是·达贾尼（Mohammed Dajani），他是温和派声音的代表人物。他的家族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望族，奥斯曼帝国时期，苏莱曼一世将大卫王墓的守护责任交予他们。年轻时，达贾尼是法塔赫的成员，曾被约旦驱逐出境，在家族的协调下，先后在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大学任教。他创办提倡中非暴力传统的机构“正路”（Wasatia），组织巴勒斯坦学生到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遗址。这之后，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称其为叛徒和通敌者，他开始收到死亡威胁。
达贾尼家族在耶路撒冷老城的房子不复存在。在他位于郊区的家里，我参观了他的书房。书架上有《安妮日记》和普里莫·莱维的作品。达贾尼热情地介绍他藏有佛教经典的一隅。他的语气低沉沙哑，苍劲有力，像是教父电影中的马龙·白兰度。
他认为，实现和平在于启动彼此正向反馈的循环：先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温和运动，为社会和解奠定条件，然后社会和解带来诚恳的谈判，诚恳的谈判是和平协议和安全繁荣的基础，反过来又促进温和派文化。以宗教为名的极端主义称自己是原教旨、正统派，事实上是曲解背离宗教思想的内核。持久的和平需要传统文化作为支撑。他说，以色列在加沙和美国在阿富汗犯了一样的错。后者入侵阿富汗，花了上万亿作为重建维稳的投入，但是没有消灭。只需做一件事：把所有美国的作为批为外部文化的入侵。哈马斯如法炮制即可，以色列再做什么，它都是外来入侵者的形象。
他驳斥了《古兰经》中有反犹内容的观点，也驳斥另一种论调：即以色列的让步换来的是更加激进的巴勒斯坦运动。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从西岸撤出军队和定居点。2007年，哈马斯控制了加沙，边界冲突持续不断，以色列强硬派因此坚信，任何的让步都不会带来安全。达贾尼指出，单边行动才是问题所在。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所谓的和平进程，只要以色列选择单边行动，不与巴勒斯坦方沟通，最终都导致哈马斯在加沙自豪地说，是他们逼走了以色列人，借此在西岸扩大了影响。以色列需要认识到，只有通过承认巴勒斯坦，他们才能有长久安全的保障。达贾尼还坚持，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应该是去军事化的，把用于军备的钱投资到发展和教育上。
这样的声音在双方都不讨好，以色列不会相信巴勒斯坦将走向去军事化，巴勒斯坦人更不会把安全保障轻易交到他人手中。宗教对话和和平的倡导者有一种超然于现状的时间感。
但达贾尼认为这不是幻想。他提到美国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说明即便是坚决反对黑人进入大学的种族主义者，十年间也会改变立场。他望向窗外：“这里的十字路口设有一个关卡。有一天，星期五的早上，斋月，超过500个人在这里冲击关卡，他们想去阿克萨礼拜，但是没有许可证。于是，巴勒斯坦人扔石头，以色列人扔催泪弹，我以为一场冲突就要开始了。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以色列长官说，‘你们把身份证押在这里，然后组织大巴将礼拜的人送到阿克萨，等结束了再原路返回取身份证’。巴勒斯坦人同意了。这一天，平安无事。所以，我在想，极端的人去哪儿了呢？极端的以色列人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越境，极端的巴勒斯坦人也不会同意给出身份证件乖乖上车。我们只需要一点点相互的理解，就能避免激进的冲突。”
经过六米高的隔离墙，通过关卡进入约旦河西岸时，我明白了这段空间为什么会成为“极端主义者”的温床。早在2000年初，巴勒斯坦的情报机关在审讯时就发现，超过八成的自杀爆炸袭击的嫌疑人，动机不是维护宗教或是民族身份，而是源于亲身经历的羞辱和复仇的渴望。比如母亲在关卡被要求脱衣检查，或者自己遭遇过骚扰和百般刁难。在这段空间里，普通巴勒斯坦人尝到了被剥夺权利且无力反抗的滋味。
同路的记者向我普及了巴勒斯坦人身份证系统的知识：东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以色列境内的居住权（蓝色证件），需要许可进入加沙；西岸和加沙的居民（绿色证件），需要许可才能互通或是进入以色列；1948以来的巴勒斯坦的难民有联合国难民证件；巴勒斯坦的海外难民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颁发的护照。而前三种覆盖绝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上居民的证件由以色列政府管理、审核和发放。
进入西岸后，我接连不断地向预约见面的机构道歉。通过关卡的时长不定、开放时间不明、隔离墙的存在、临时的交通管制，致使我一直迟到。一次，明明还有300米就要抵达目的地时，一面隔离墙矗立在面前，把城镇生生地隔开。我不得不绕道花去近一个小时才到了墙的另一侧。没人因此责怪我，他们只是习惯性地莞尔一笑说，“这都是你在巴勒斯坦经历的一部分”。我学会在问过地名后确认那里是ABC哪个区。《奥斯陆协议》签定后，A区是西岸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B区是巴方管理民事事务，以方军事控制，C区是完全受以色列的控制和管理。A区仅占西岸土地的18%。我需要根据所属的区域，规划路程和所需的行程时间。
距耶路撒冷北部20公里的拉姆（Ramallah）在A区之中，1967年曾被以色列占领，1995年后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因东耶路撒冷无法收回，这里成为巴勒斯坦事实上的首都，驻巴勒斯坦外事机构的所在地。它是巴勒斯坦过去近30年的“陪都”。在这儿，阿拉法特墓和纪念馆有高墙和巡逻的守卫，而街道上阿巴斯和阿拉法特的海报褪色到难以辨认。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阿巴斯接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至今，年近90岁。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他表示做好了谈判准备，强调战后的加沙必须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接管。他发表声明，直言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不久这则声明就在浪潮般的反对声中匆忙撤下。
拉姆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安静中。这是双重意义上的安静。一是经济生活的停滞。因为战争和关卡严控，进出口变得困难，以色列拒发通行证后，西岸的失业人口激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无法为近15万雇员发放全额工资。关门的商铺，萧条的街道，烈日之下，一切都显得无精打采，只有楼顶上数不清的白色储水箱发出刺眼的反光。距离不远的伯利恒，状况更是糟糕。作为耶稣的诞生地，战前的伯利恒每年接待近150万的游客，经济上完全依赖旅游业，而去年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都取消了。
二是政治上的安静。在世界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或听到对加沙的声援，在这里却奇怪地销声匿迹。
委婉的西岸居民会说，不声援是因为饿着肚子。然而但凡多说一两句话，他们的怨气就会涌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及其主导党派法塔赫。法塔赫因腐败问题受到长期的诟病，任人唯亲、公共开支的不透明、国际援助的滥用等等，以致巴勒斯坦民众一度将从海外归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称为“突尼斯帮派”。在经济萎缩的拉姆街头，我看到呼啸而过的迈巴赫比在特拉维夫要多。
我还在拉姆的市政厅门口见到临时展览。一张张加沙的照片上打出一个“静音”的符号。加沙冲突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在西岸打压哈马斯和杰哈德等组织的扩张，不允许民众为以色列释放的武装人员举行庆祝或是为牺牲者举办葬礼游街，并因此爆发和抗议群众的冲突。现在，声援加沙的抗议也被打压。西岸的北部城市杰宁，甚至发生了巴勒斯坦警察枪杀抗议者的事件。这使巴勒斯坦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一些民众早已不再相信政府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仅2022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就因反对以色列的罪名逮捕了超过500名巴勒斯坦人。
哈利勒·希卡基（Khalil Shikaki）博士创立的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从1993年开始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民调。近年来，巴权力机构的支持率不断下滑。2024年6月最近的一次民调中，法塔赫的支持率为24%。超过60%的受访者支持解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支持哈马斯在战后继续控制加沙的比例是61%。正如一位在西岸挣扎做生意、考虑把身家转移迪拜的巴勒斯坦商人阿米总结的感受：“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双重的占领之下。”这一点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是相似的：他们都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换掉自己的领导人。
希卡基博士的民调还指出另一个事实——即便是最为乐观的和平主义者也没法否认的事实——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支持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支持武装抵抗，超过90%的受访者不认为哈马斯有任何的战争罪行。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意。比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西岸南部，北部的抵抗情绪更为高涨，以军和巴勒斯坦武装在纳布卢斯和杰宁激烈交火，这里也是哈马斯希望开辟的东部战线。这似乎印证了以色列和西方社会的担忧，如果巴勒斯坦地区在不久的将来举行选举，哈马斯将赢得大选。
那么，哈马斯高层是民众理想的领导人吗？民调的结果显示，巴勒斯坦人心仪的领导人，既不是来自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不是哈马斯的现任官员，而一直都是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巴尔古提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起义的领导人，属于巴勒斯坦的改革派和抵抗派。巴尔古提2002年被以军逮捕，关押至今。在哈马斯提议的人质换囚犯的谈判中，他的名字居先。冲突愈演愈烈之际，以色列政府将巴尔古提转移到新的监狱，单独关押。有关他健康状况恶化和受到虐待的消息不断传出。
在西岸，追求长远和平的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挑战，他们既要回应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和定居者的步步蚕食，又要弥合日渐分裂失控的未完成的国家建设：身份上，一个巴勒斯坦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拉姆北边的小城比尔泽特（Birzeit）是西岸的文化重地。70年代以来，比尔泽特大学是西岸自由和激进文化的代表，拥有来自巴勒斯坦各地和各阶层的学生，被称为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策源地。今年4月，学生们还因德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赶走了前来参加活动的德国大使。
也有人不想卷入内部政治斗争或是拿起武器，而是选择投入一场巴勒斯坦长期以来准备不足的文化之战。与大学并列山头的是巴勒斯坦博物馆。这是一座保存巴勒斯坦文化的地标，从1997年开始策划，直到2016年才正式开放。当时以色列媒体带着嘲弄的口吻说，博物馆只有建筑，没有展品。
现在博物馆有加沙艺术家的特展、比尔泽特大学的艺术系毕业展、巴勒斯坦民俗展，还有户外开放的来自世界艺术家的作品。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拉万·马斯里（Rawan Masri），指着传统的巴勒斯坦女性刺绣长袍，向我说明这些展品是如何费尽心机“走私”到博物馆的。巴勒斯坦家庭的日常物件展览，即便是相册，都要分散到不同的旅行箱，托人带到这里。
文化遗产和习俗的记录和保护是博物馆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历史和传统活下去。艺术和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没法分开的，我们的存在就是政治化的议题，艺术在对抗发生的文化灭绝”。拉万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公民，如今在西岸协助博物馆的工作，发起去殖民的倡导和研究项目。“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数字化项目，虽然它是被迫进行的——文化遗址被毁的速度太快，以致我们担心后代再也看不到它们。”
正在进行的加沙艺术家的特展占据了博物馆最大的展厅。它的标题却是“这不是一个展览”。展厅里回荡着战争背景音，四周墙壁挂满加沙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从被炸毁的工作室中捡出的画作，尚存弹痕。展板上列出艺术家名字。有些名字的角上贴着黑色胶带——他们在这一轮冲突中遇难。
当外界的焦点围绕着冲突战争，巴勒斯坦社会的部分建设者把关注放在未来的领导者和国家的团结问题上。阿卜杜拉·哈马谢（Abdallah Hamarsheh）是巴勒斯坦公动的活跃人士，曾参与支持巴以和世界各地草根和平运动“同一个声音”，但是后来愈加发现，全球性的运动没法长期解决巴勒斯坦的本土问题，于是创办了“驾驭”（Zimam），培养下一代巴勒斯坦的青年领导，覆盖外交内政和媒体传播等领域。
在“驾驭”的办公室，我见到了·艾西德（Mohammad Asideh）。他出生于纳布卢斯地区的村庄，年轻时认为和平已无可能，直到2009年遇见阿卜杜拉。没有选择英美作为留学的国家，而是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他游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认为亚洲脱离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建设经验更加适合巴勒斯坦。
在“驾驭”的办公室，两杯咖啡的时间里，阿卜杜拉和向我描述了他们的国家愿景。以色列没有被提到一次。之后解释说：“无论你去巴勒斯坦哪里，和谁聊天，他们一定要说占领，一定要抱怨，一定要把所有的问题归于以色列。这当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做出对的决定，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口中“正确的人”是下一代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如果这些人不进入巴勒斯坦的政治圈，现存的政治和解不过是老一派们的合流：“如今的哈马斯不过是六七十年代的法塔赫。”他们认为，新一代的领导人，需要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也需要耐心地告知民众，和平方案可能意味着放弃历史上巴勒斯坦70%以上的土地。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建国条件仍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即便是在冲突频发的状态中，巴勒斯坦成人的识字率在2022年近98%，女童在基础教育的入学率为99.5%，在中东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位居先列。联合国至少为有难民身份的巴勒斯坦居民建立了免费的医疗系统。
阻碍改革者进入领导层的是一拖再拖的选举。2012年和2014年加沙冲突后，原定的选举延期。2021年的选举再次取消后，现在更是遥遥无期。冲突成为延期选举的最佳借口。同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独立候选人设置了重重阻碍，候选人参选需要缴纳1万美元的押金；如果进入第二轮需再缴纳1万美元，在此之上，还需辞去现有工作参选。即便如此，2021年还是出现了不少意图加入选举的政治新生代。
选举是权力更迭的制度化途径，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新生代的领导力不是在当选议员后自然拥有的，培养需要发生在此之前。“驾驭”提醒我关注各个层面的基层选举。“我们不仅有议会选举，还有大学、市镇和地方议会的选举，这才是年轻人锻炼能力、崭露头角的地方。”指向墙上的照片，“你看那位女士，‘00后’，20岁的时候赢得了地方议会的选举，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正指挥挖土机在当地修路。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的学员，赢得了地方议会和学生会的选举，也有人在部委中工作。你说，他们需要组织一个政党来改变政治吗？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带头传达的理念已经十分清晰了。”
西岸最后一日，我跟随巴勒斯坦的改革组织，到访他们平日工作的社区，以直观的方式看到他们口中需要重新凝结的社会。车子驶出拉姆的市区十来分钟，道路变得狭窄、拥挤，墙上接连出现纪念的人像，那是巴以冲突中牺牲的“烈士”。这里是1948年后的难民营地。他们很多人不愿搬出营地去市区生活，因为离开可能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身份。
再往外走，稀疏的建筑，数百米外的山顶是高墙耸立的定居点。定居点占据了水和植被的绿带。绿色和褐色的对照，是一条分界线。定居点把垃圾倒向山坳，又是一道臭气熏天的分界线。路面上还有抗议者和定居点发生冲突时留下的烧毁轮胎的残迹。经过定居点的哨卡时，司机说：“这里如果你停车，他们就会射击，你最好祈祷，车子现在不要抛锚。”
又开出去了十来公里，山间突然出现了高大洁净的大理石建筑群，电影院、国际学院、奢侈品店、户外剧场，一应俱全。我不敢相信这是在巴勒斯坦。拉瓦比（Rawabi）是西岸第一座计划城市，由卡塔尔的资本支持，拥有可容纳6000户的住宅。有寺，也有东正教堂。用水来自以色列公司，但所有参与建造的公司不得使用来自定居点的产品和材料。对于征地补偿略有微词的改革组织，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新城的建设和投入使用，是对国民信心和形象的提振。
这不过是拉姆和伯利恒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内，犬牙交错的多重现实。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看到这里的机会，正如多数巴勒斯坦人也无法看到以色列的日常生活一般。西岸餐厅的电视里的半岛电视台，不断滚动播放着被以军轰炸的也门荷台达港的镜头。而前不久，在以色列餐厅里看到的转播，是胡塞无人机袭击特拉维夫的场景。双方只看到在彼此阵营内升起的硝烟。这是另一层信息和认知上的隔离墙。微弱的和平的声音，试图绕过这些墙壁抵达另一边，但是墙壁更厚了，道路更加扑朔迷离。
（感谢本文中提及的巴以和平组织及个人提供的协助和坦诚交流。感谢陈君清的帮助以及两位研究助理俞又祺和Amanda Chen的支持。）
